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：

大家好！

我叫陆永康，是三都水族自治县羊福乡的一名小学教师，今年58岁。在我的58个春秋中，有36年是在教室的讲台上度过的，但是今天站上这个讲台，我的内心不平静。在我36年的教书生涯中，除了恒心、毅力、坚强和兢兢业业上好每一堂课，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，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。

我的家乡羊福乡，是省定一类贫困乡。多少年来，家乡闭塞、落后、贫穷，村民们祖祖辈辈缺少文化。1968年我就读的甲雄小学因缺少教师而停课了，只读到5年级上学期的我只好辍学回家。回家后村里找个记工分的人都没有，我虽然只上到5年级，但是村里除了3个人已经在外工作，就是我读的书最多，文化水平最高。

用文化知识来改变山区的面貌，唤醒沉睡贫困山乡，这是我从学校回到家后的最大渴望。虽然我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投入到改变家乡面貌的劳动中，但是我读过书，我想通过所学到的文化知识来为家乡的发展出力，于是萌发了办学教书的念头。恰好在我从学校回家的那一年，孔荣村的排引、党你两个生产队合办了一所小学，要找老师给学生上课，因为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，那时老师的待遇又很低，每月才6元钱，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去教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到了那所学校，成了这所队办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。

第一天跪着走上讲台，教室里坐着的30多个孩子都用一种惊奇的目光看着我。从他们的目光里，我看到了一种渴求，也看到了一种不信任，这种不信任几乎动摇了我的信心。那一刻，我几乎就要退缩了，但一想到我如果此时打退堂鼓，这些孩子就不会有人来教，就将会失去读书识字的机会，就将会同我们的祖辈一样，变成没有知识和没有文化的人。上课前我对学生们说，我是他们的老师，虽然我的身体有残疾，但是我有一个健康的心胸，我会通过这个心胸把我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们。教学中，我除了教给学生们书本上的知识外，我还教给他们很多做人的道理，我告诉他们，只有努力学习，学好文化知识，长大了才能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。

初为人师，我教的是复式班，30多个学生分别属于两个年级，一天从早到晚都在给学生上课，批改作业，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上。有时早上吃了点早饭后，中年就顾不上，就只好饿着肚子，到下午放学才有时间做饭吃。当时可以说我既是老师，又是保育员，不但要管好学生的学习，还要管好学生课间的生活。有的学生家住得远，中午放学不回家，我就叫他们同我一起做饭吃。刚开始教书，我以为凭我的那点知识，教小学一、二年级会很轻松。然而，实践让我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欠缺，我感到要当好一名合格的教师，光凭现有的那一点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。为了抓紧时间充实自己，我白天认真教学，晚上就借着阴暗的煤油灯看书学习。家人心疼我的身体，叫我不要过于劳累，但是每次我都隐瞒他们一如既往地给自己冲电。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必须加倍努力才不会落后，我只有把知识学好、巩固好才不会误人子弟。

一年以后，学校搬到了孔荣村党你组，改名孔荣小学。学校的地点和名称改变了，但是学校的境遇还是没有改变。学生虽然从30多人增加到50多人，但教师还只是我一个；一年后，学生增加到80多人，我一个人感到已经力不从心了，上级才很不容易增派一个民办教师进来。

在孔荣小学任教期间，我不仅教书，还带领学生搞勤工俭学。我带学生上山采桐子果去卖，用卖得的钱来给学生购买学习用具，如图画书、作业本等，还购买推剪给学生理发。我从1973年9月起，每学期都义务给学生理发，直到1981年6月放假为止。在孔荣小学教书期间，经我的一再要求，大队给我们学校划了一片三亩多的土地，我就带着学生在那里种上了桐子树。三年以后，这些桐子树就给我们带来了收获。1981年9月我调到羊福中心校，那里的条件虽然比孔荣好多了，街上有理发店，学生们可以到理发店去理发，但还是有一些家庭很贫困的学生，他们没有钱到理发店去理发，我就又捡起在孔荣时的老手艺，义务帮他们理发。关于勤工俭学，我还带动学生种蘑菇。那时学校附近有大山，都是麻栗树。为了增加学校的收入，我去征求群众的意见，得到同意许可后，我就带领学生去砍伐和搬运麻栗树来学校，共三立方米有余。因菌种已发酵，那次我们种蘑菇遭失败。那次在种蘑菇劳动当中，有学生不小心受伤，该因我与家长关系好，不然无法交待，学生受伤，我也坚决付医药费，可是家长不同意要，他只收我给的一瓶云南白药，家长各自找草药医。第二年我带领学生去种黄豆，收入很不理想，后来只寄希望于桐子的收入。从我的经历总结，我们不管走到哪里，做哪种事情，都得依靠群众、尊重群众、与群众搞好关系。得到群众的拥护，我们的工作才好办。

自从在孔荣任教工作，我都以校为家，学校没有办公桌、没有办公椅、没有床架，我都积极为学生整修。那时学校没有活动场，我就主动用木板和枋子，制成了四轮车，利用劳动课和课余时间，整理球场。在我的影响和感动下，群众就积极踊跃参战，不到一个星期，我们就修好一个比较完整规则的操场，学生蹦蹦跳跳，见到这快乐的场面，我感到由衷的欢快和欣慰。

义务维修校舍设备已成了我的常事，我会点木工，一旦课桌破旧脱落，我就利用周末和假期，无偿为学校修理。我记得75年的暑假，学校房子漏得很厉害，那时村级小学根本没有维修费，我几次与乡中心校领导反映，也无法解决。我正在发愁，正好有个姑爹来找我帮他打家具，这时我眼睛一亮，有办法了。我便跟他讲：“姑爹，这事好办，但我有个要求：我跟你打东西，一分钱也不要，但你跟我把学校房子翻盖好，不漏雨就行。”他说：“这还不容易，只是太亏你了。房子顶多我要三天就翻成，可东西你最少也得十天才打成啊。”“十天就十天，因上屋顶我是没办法的。”就这样，我用十一天半换来了人家两天半的活路，把学校房子翻盖好了。我虽苦点，但学生上课不再受雨淋，我也感乐意。

羊福乡穷，坐落在高山上的孔荣村更穷；那里山大沟深，环境条件恶劣，交通闭塞，经济落后，生活和生产水平十分低下，很多人家常年吃不饱饭，更不要说送子女上学读书了。刚到孔荣小学教书不久，一天，我在去学校的路上，看到一位父亲在打孩子，而且下手很重，打得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在那里哭，声音都哭哑了。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孩子，他说孩子不听话，不愿跟他到坡上去做活路，要闹着去读书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不送孩子到学校来读书，那位父亲说家中没有钱。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，让我看到了一种渴望，也让我看到了这种渴望背后的愚昧，也使我更加认识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。那时的学生入学读书，只缴1块多钱和几斤粮食，但就是这1块多钱和几斤粮食，很多家庭都拿不出。所以，村子里虽然办起了学校，但还是有一些适龄儿童上不了学，读不起书。

难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，就只能像我们的祖辈那样，永远被阻隔在大山的深处吗？我也是大山的儿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穷而被阻隔在学校的大门外，何况现在我还是一个老师，我有权利有义务把那些适龄的孩子们都找到学校里来学习。于是，在教学之余，我就一寨寨、一家家地上门去动员，叫家长们送子女来上学，没有书学费先把学上了，再慢慢想办法，哪个时候有就哪个时候缴，实在缴不起的我就只好先帮垫上，尽管我知道这种垫付往往都会很难得到归还，但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得到读书的机会，我只能这么办了。通过努力，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，孔荣村适龄孩子上学读书的一年比一个增多。

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地方，要想把一所学校办好，让适龄的孩子都能得到学习的机会，光有一股教好书的敬业精神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有很多付出。我的付出除了在讲台上外，更多的时间我都是花在家访的路上，花在去动员家长送学生来学校读书的路上。

说到去家访，去动员学生入学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。我所任教的孔荣小学，是一所村级小学，它的服务范围，都是些隐藏在高山深谷里的村寨。孔荣村寨子居住分散，山高坡陡，森林密布，道路崎岖狭窄，上坡下坎，都很难行。这样的山路，就是一个健全的人走着都感到很费劲，何况我还是一个残疾人。特别是在晚上，路更不好走，夏天的路上还会有蛇虫出来，一不小心就会踩着蛇虫，每次走夜路，我都是小心翼翼，提心吊胆。蛇虫与野兽相比，我更害怕碰上蛇虫，路上碰到野兽我就吹叫笛，叫笛一响野兽就会转身跑掉，但对付蛇虫，即使用烟屎抹手脚，也无法将它们驱走。走夜路虽然可以用电筒，但我拿电筒与别人不同，因我手脚并行，只好把电筒含在口里，照亮爬行。一次因路滑，不小心搓在地下，电筒刮着我的嘴角，使我两天吃不成饭，只得喝粥。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很难买到电池，而且费用开支大，这也是我去家访最困难的原因之一。

从我记事起，我的这双脚一直就没有站起来过。为此，我不得不跪着一步一步地在地上挪动。看着这双有异于常人的脚，我哭过，伤心过，内心很痛苦，也很无奈。身边的很多人，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，他们都在我的面前健步如飞地行走，而我却只能一寸一寸地在地上艰难地移动，我的心一直都很不是滋味。跪着走路的那种艰难，一般人是很难感受得到的。我从学走路到10来岁，不管春夏秋冬，一直都是裸着双膝跪地，天长日久，两个膝盖都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特别是一到冬天，结茧的地方就会被冻得流出血来，我走过的地方常常就会被拖出一串长长的血印。因跪行山路太用力，膝盖磨损而引起血泡，大腿上部发炎而起“阳子”，此时的疼痛难以支撑跪行，这种病疼每年都要发作一、二次，特别是天气变化，就更易引发，有时甚至无法煮饭，只有挨饿。

很多人都知道我有很多特制的鞋，那是我用树干一点点地挖空做成的，每一双鞋都有两公斤以上。长期以来，我就一直靠这种特制的鞋，行走在孔荣村的山山岭岭中，爬坡下坎地去家访和动员适龄儿童入学。从我教书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，我已经穿坏了20多双这种鞋。穿着这种鞋走路，在平地的地方，还可以叫做走，而上坡下坎，就只得手脚并用，完全变成了爬行。三十多年的这种走走爬爬，我大致算了一下，已经完全超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如今我已用上正常人穿的鞋。但我还记得原来用的“鞋”，它是我的得力助手，它陪伴我追求人生的道路，它陪着我走过坎坎坷坷、山山岭岭、村村寨寨，历尽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它还陪我走上领奖台。我现在虽然站立起来了，但我决不会好了伤巴忘了疼。在我第三次做鞋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母亲伤心偷偷地流泪，母亲责怪她因为不会招乎护理我，所以造成我残疾。因此后来做鞋我就回避母亲，不让她看见，怕引起她伤心。对我的残疾，母亲把责任推给她自己。她想到，我这辈子不知道还要做多少双这样的鞋，才能度完我的一生。记得去年九月的一天夜里，当梦见母亲，我激动地大声喊：妈妈！我站起来了！这一大声喊就醒了，由于我太想我母亲，此时睡梦中都很激动，很想向母亲倾诉经历。

我拿两棵小凳子，套着一双笨重的“鞋”，在往学生家走的路上，我并没有感到多少艰难。而让我感到艰难的是家乡土地上的穷。因为穷，即使上门去做入学动员工作，部分孩子还是入不了学。一次在一个学生家，那正是包谷快要成熟的时节，我去时正好赶上他家在做晚饭。从地里刚掰下来的嫩包谷，因为还不够成熟，手没有办法把包谷子从包谷球上剥下来，只好用刀来削。一谈到送孩子入学，家长就愁眉苦脸地对我说：陆老师，你看现在我们家连吃的都没有，等好过点了我再送他来吧。

还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女孩，我问她为什么不去读书，她一下子就哭了起来，说她父母不让她读，于是我叫小女孩把我带到她家去，找到她父母，劝他们送孩子去读书。他们说家里困难，光送一个儿子去读就已经够难的了，女儿就不让她读了，反正她以后也是别人家的人。我听了以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劝他们，要同等对待儿子和女儿，不要光顾了儿子而让女儿吃没有文化的苦头。经过我的左劝右劝，他们最后终于同意把女儿送进了学校，但是学费、书费却先欠着，以后有了再补。我知道这一欠得帮她垫上，但我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。

我长期奔波在家乡的小路上，去动员学生们入学，熟悉和不熟悉我的人都很感动，特别是那些家长，只要看见我走进他们的家，再忙他们都会停下手中的活，听我把话说完，然后把孩子叫来，叫孩子同我一起去学校。有时天晚了，他们还会打着火把，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他们才回家。1972年的冬天，我到一个叫丛木寨的地方去家访，回来时天已经快黑了，出村时看到村口人家的门还开着。这户人家的主人就站在门边，一直用目光看着我，直到我走了很远才听见背后传来关门声。

我能够这样长期坚持下去，兢兢业业的站在讲台上，做着我喜爱的工作，不顾身体残疾，长期奔走在高低不平的崎岖山路上，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学生家长对我的信任和爱戴。每次我到学生家去家访，学生的家长都很激动。他们对我说：陆老师，你的身体不好，还走那么远来看我们，帮我们，动员我们的孩子去学校，再不让他们去读书我们就太对不起你了，从今往后就是再穷，我们也不能断了孩子的前程。通过这样的动员和家访，我不光和学生，也和学生的家长建立了感情。每天只要我的身影出现在寨里，很多人就会同我打招呼，邀我到他们家去做客，有的家长还主动找我，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。他们说：陆老师，把孩子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通过这样的感情交流，我的家访和动员入学，就有了很好的效果。

我这样的残疾人走在路上，危险常常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危险并没能阻止住我的脚步。记得那是1976年的夏天，我到一个名叫石板寨的地方的一个学生家去走访，家访回来，在距学校还有一里多路的地方，天上突然下起了冰雹，一颗颗冰雹如石子一样打在我的头上、身上，我只好躲到树林里面去，但是两只耳朵还是被打得火辣辣的。因为手脚不方便，出门时我都无法带雨具，被雨淋就成了常事。为此曾有两次发高烧，起不来床。还有一次我到孔荣寨去家访，刚进寨脚，没提防一只狗向我扑了过来，我吓得出汗来，要不是用手中的小凳子去挡，狗就咬到我的身上了。

像这样的危险我还碰到过许多次，我就不一一再举例了，这些危险对一个正常人来说，可能会不值一提，但对我这样一个残疾人来说，就已经是危险了。

以上所讲的是晚夜遇到的困难，那么白天走路有没有困难呢？有，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从家去学校过那座独木桥，地方叫做登荣瀑布桥。那次的险性印像至今都不忘，当走到桥头一看，全部是结冰，想从小沟过去也照样不好过，想转回家去，又怕耽误时间。因为下队回来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，今天要发作业给学生，所以我下定决心要从桥上过去。我眼睛盯着桥面，慢慢地挪动，眼睛不敢看外面。当我过到那边桥头，突然听到“胜利”的祝福声——啊······我回头看是雷启成同志。他从羊福乡政府驻地来，也要赶到孔荣的队委会去，所以他见我移到桥的半中，他不敢作声，怕我惊险摔下来。如果今天雷启成同志到会的话，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。

曾经有人问我，教书难不难？难；去家访和动员学生入学难不难？难。由于身体的原因，教书、家访、动员学生入学我都感到很困难，因身体残疾，工作劳累过度，有两次昏倒在课堂上过。但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。这片土地养育了我，给了我生命的机会，我就决不能让生命白白地浪费掉，我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来回报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乡亲们对我的关爱。还有人问，这样跪着上课，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？我说我能坚持，因为除了教书育人，我再也没有什么来回报家乡父老对我的厚爱了。也有人问我能不能扎根这片土地把书教好？对我来说，的确是一个考验。1981年我通过考试，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，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，一些人认为你已经值了，该有的都已经有了，应该是享福的时候了。我的亲戚朋友也劝我：永康，你我腿脚不方便，只要在教室里把书教好就行了，不要往外边跑了，山路不好走，有个磕磕碰碰的，受罪的还是自己！还有些人劝我，别的人没有病都想办法开个证明病退了，现在你已经领到了国家的工资，干脆也开个证明退来家休息算了，在家中干坐着，一个月还能有上千块钱的收入。是的，他们说的这些我都可以做，但是我却不能做，我领了国家的工资，我就是国家的人了，国家拿钱给我安排我的生活，我就更应该努力地把工作干好，才对得起国家和社会对我的关爱。作为老师，我已经和教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我已经割舍不下这里的孩子们。再说，如果我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，只是坐在教室中，按部就班地灌输那点书本上的知识，不走出校门去家访，去动员学生入学，一些孩子就有可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失去读书的机会；我如果领了工资后不在岗位上工作，而是抱病回家休息，学校就会缺少一个上课的老师，学校的负担就会加重。我留在学校，我就会同我的学生们一起有共同的欢乐，共同的向往。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通过我的付出，这片土地上的孩子受到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后，有的上了师范，毕业后回到家乡来当了教师，担当了将知识传给下一代的神圣使命；有好几个我曾教过的学生，不但成了我的同事，还成为了学校里的教学骨干；有的走向了山外的天地，成了发家致富的能手；有的考上了大学，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。我的付出有了回报。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可图，我要说的就是我的家乡能有个好前程，好面貌，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好日子，家乡的娃娃都能读书有知识，我自己也能当上一个好老师。

38年来的教学工作，我不仅教学生，而且教学生的儿子。从98年以来，我教的学生大部分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孩子，意思是说，以前教的学生，现在成了学生的家长。1981年我在羊福中心小学教一年级，班上有8个女生，读完三年级她们认为她们长大了，不愿学习了。1998年9月，我的大儿子刚入学不久，就与一个苗族的学生交上了朋友。当我了解前因后果之后，是他的母亲叫他与我的小孩交朋友，他的母亲原来是我的学生。她认为这样做，使她的小孩在学习上更多地得到我的关心。从那以来，我们两家相亲相敬，互相来往。

说实在的，我今天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还得感谢我的恩师龙老师。龙老师的名字叫做龙秀英，她是我在甲雄小学上学时的老师。在我读书期间，龙老师一直都给我讲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故事，教育我要做一个身残志不残的好学生，要学会追求人生的价值。龙老师后来调离了三都，2000年在福泉市马场坪小学退休。退休前，龙老师还送给了我一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书，激励我要像保尔·柯察金那样去度过自己的人生。龙老师还给我写信，信中的内容是：永康同学，在我教的同学中有上千人，唯你给我印象最深，永远难忘。在甲雄小学读书，你最听话，学习很刻苦用心，成绩优异。后来在报纸上，我看到你的事迹报道我很感动。你在工作上，在困难面前，你根本不认为你是个残疾人，而是个挑战者。你用学到的文化和你的意志去改变你的命运，去创造你的前途，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。而有的人太堕落，大事做不来，小事又不做，把这一切困难和责任全推给命运，甘当一个弱者，没有自尊自强的理智，太庸俗。在街道，我看到三五成群的乞丐，整天去讨饭，他们身体都健全，为什么寄生社会？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气去搞劳动，对于这些情况，相比之下，你是个英雄。

三十多年的教书工作中，我有进许多波折，碰到过许多困难，发生过许多磕磕碰碰的事，但只要一想起龙老师对我的教导，我的内心就会增添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。

这么多年来，省、州、县、乡各级给了我许多荣誉、鼓励和关爱，特别是2004年，在州委、州政府和县、乡党委、政府的关怀下，在州中医院医务人员的努力下，跪着行走了50多年的我终于站了起来。在这里，我即使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教育局、